轉眼進入十一月，上海陷落，淞滬會戰結束。
南京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，劉湘對此表示舉雙手歡迎，暗地裏聯合宋哲元和韓復榘，打算把老蔣堵在夔門之外，堅決不讓中央軍入川搶地盤。
胡適被老蔣任命爲訪美特使，已經在美國轉悠了三個月，對宣傳中國抗日、贏得美國民間支持做出了巨大貢獻。一個月前，他和王正廷終於得到羅斯福召見跟周赫煊一起觀看奧運會的王正廷，被重新啓用了，現在擔任中國駐美大使。
胡適詳細講述了中國抗戰局勢，懇求羅斯福放棄妥協思想，否則中國必敗，而中國一敗，美國就將失去遠東和太平洋，美國幫助中國屬於幫助自身。
羅斯福表達了對中國的同情，並且安慰胡適不要悲觀。他很看好中國，他覺得中國必勝，然後繼續賣給日本各種戰略物資。
事實上，這次訪美特使的任務，老蔣最初想請周赫煊來執行。但被周赫煊婉拒了，因爲神仙也難說服羅斯福，與其跑去美國痛哭乞討，還不如留在重慶做一些正事。
與此同時，馮庸也拜託胡適和王正廷，讓他們在羅斯福面前求個情，把飛行俱樂部的飛機開回中國參戰。當初周赫煊訂購了不少先進軍用飛機，但合同要求不得加裝武器，也不得把這些飛機運離美國。
羅斯福對此的回應是，讓馮庸聯繫美國國防部，而國防部如今還在開會討論此事。
馮庸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，他想帶着飛行員回國抗日，卻又知道國內沒有足夠的飛機，只能天天堵在五角大樓門口，都跟五角大樓的衛兵們混熟了。
隨着響亮的哭聲，廖雅泉肚子裏的孩子呱呱墜地。
又是個大胖小子，周赫煊這回沒有尋章據典，而是給兒子取了個非常平實的名字興國，周興國。
廖雅泉兩耳不聞窗外事，對正在進行的中日戰爭毫不關注。她現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兒子身上，只等着哪天日本打來重慶了，提前移居到美國或者英國，爲此她還專門抽空惡補英語。
“先生，南京來電！”於珮琛拿着電報快速走來。
周赫煊接過電報紙，卻是羅家倫發來的，大致內容爲中央大學即將搬遷，校址定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。羅家倫知道周赫煊的嶽父是搞房地產的，想請周赫煊幫忙尋找建築隊，等中央大學搬來就立即動工。
周赫煊道：“給羅校長回信，就說一定辦妥，請他放心。”
“好的，我馬上就去。”於珮琛轉身就走。
不得不說，羅家倫真的很有能力。清華大學在他手裏，從一所教會學校變成國立大學，並確立了未來幾十年的一貫校風。而中央大學在他手裏，則成爲抗戰期間內遷最好、損失最小、復課最早的高校。
早在1935年5月的時候，羅家倫就詳細考察了四川，認爲重慶山川險峻、物產豐富，且爲西南交通中心，於是把中央大學的內遷校址定在重慶松林坡。去年，中日關係變得更加緊張，羅家倫便指示學校後勤部趕製大量木箱，當時校內師生都不知這些木箱有何用處。
淞滬會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，羅家倫又組織師生，將學校的物品打包裝箱，分批從南京往重慶內遷。
此時很多人都還覺得，說不定淞滬會戰能像幾年前的一二八那樣，由列強調停而很快結束。恰逢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爭，於是中央大學一些師生就給羅家倫起了個外號，叫“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”。
直到南京國民政府宣佈遷都，中央大學的師生才佩服不已，認識到他們羅校長的遠見卓識。
有人把中央大學的內遷，形容爲“雞犬不留”。不僅農學院的良種家禽家畜帶走了，還把醫學院用於解剖的24具屍體也帶走了，這些屍體一路泡着福爾馬林，分毫未損的到達重慶新家。
十一月底，當南京的其他大學還在討論是否搬遷、如何搬遷時，中央大學的第一批師生已經抵達重慶。由於新校舍還沒開始修建，這些師生暫時借用重慶大學的校舍，一天功夫都沒耽擱就直接復課。
十二月初。
南京，中央大學。
羅家倫是最後一批離開南京的，他再次巡視校園，只見全校人員和設備財產都已半空，心情十分高興。
走到農學院的時候，他看到牧場的良種家禽還在，立即叫來牧場職工：“你們幾個，把這些豬牛羊都處理了，或喫、或賣、或帶回家養着都可以，只要不落到日寇手中就行，老子一根毛都給小鬼子剩下！”
農學院牧場的家禽家畜皆爲良種，每樣選一公一母已經帶走，眼前這些是挑選剩下的。
四個牧場職工都是普通百姓，最年輕的也有四十多歲了，雖然不認得幾個字，但說出的話卻讓羅家倫頗爲驚訝。
吳謙說：“羅校長，這些良種牲畜，有的是老師同學多年耗費心血培育出來的，有的是國家花外匯從洋人手裏買來的，都是學校的寶貝，丟了怪可惜的。”
“是啊，”曹佔庭附和道，“老師和同學們這次去重慶，每樣只帶了一公一母，以後動物實驗都沒法做，還得慢慢培育纔行。”
袁爲民說：“我也怪捨不得的。”
王酉亭道：“羅校長，不如把牲畜都帶去重慶吧，還讓我們來照料。”
羅家倫苦笑道：“現在南京居民正在大舉搬遷，連人都坐不上船，更何況是這麼多牲畜。”
王酉亭頭髮花白，老實巴交，平時不怎麼吭聲，此刻卻說得斬釘截鐵：“羅校長，我向你保證，一定把這些良種牲畜帶去重慶，絕不丟棄，更不留下來便宜日本鬼子！”
羅家倫對此不置可否，笑笑就離開了，他以爲四位牧場職工只是說着玩而已。
四位工友卻當真了，他們推舉年齡最大的王酉亭爲領導，自己掏錢加班加點的趕製木籠，把雞、鴨、狗、兔子之類的裝進籠內，又將木籠架在馬、牛、豬、羊身上，趕着牲畜登上了四艘木船。
在日寇對南京發動總攻的前一天夜裏，四人劃着木船匆匆離開。
此時日寇已經包圍了南京城的東南西三面，他們只能從北方繞道，半路又遇到日機轟炸中國船隻，於是又棄船登岸，趕着牲畜奔皖中山區進發。爲了躲避戰事，他們先是北上去了河南，再折返進入湖北，一路上風餐露宿，艱難無比。
在許昌時，正逢大雪，天寒地凍，雖千方百計的保護，還是有一些兔子被凍死了，四位工友心痛得大哭。當然也有開心的事，半路上兩頭荷蘭奶牛，產下了兩頭活蹦亂跳的小牛犢。
他們帶着動物大軍來到武漢時，日寇也進攻武漢了，只得連忙朝宜昌進發。他們的愛國義舉感動了當地民衆，被免費送上輪船，終於可以放心的坐船去重慶。
四人再與羅家倫見面時，已經時隔將近一年，輾轉各省數千裏。
羅家倫看着歷盡風霜、蓬頭垢面、衣衫襤褸的四位職工，還有那些死了幾隻兔子、多了兩頭小牛犢的良種牲畜，激動得淚流滿面，立即組織全校師生歡迎功臣回家。
這就是中央大學內遷“雞犬不留”的故事。